摘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教育协同起着基础性与先导性的作用。当前，通过三地政府主导、教育主体自发组织等形式，已实现了一些资源共享与交流活动，但因三地的管理体制、合作机制及基础资源不配套等原因，京津冀教育协同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合作机制与发展路径尚不明确。建议京津冀教育协同以顶层规划为统领、长远共赢发展为原则，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合理清晰的协同发展策略与机制，最终实现三地的教育协同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教育协同；对策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确定为重大国家战略。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和重要的公共服务，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和原理，发现战略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并找出解决对策，必然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教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教育是社会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教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文化、科技、人口等社会因素也对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教育协同发展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补齐河北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区域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是深化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区域整体教育水平的重要举措。

１．教育协同发展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必然要求

非首都功能疏解是将北京人口规模严格控制在２，３００万人以内、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的先导和突破口。伴随着部分相对低端、低附加值的四类非首都功能的有序疏解，将带来大量的人口外迁和人口流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三地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教育协同发展支撑和服务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形势严峻。为迁移人口提供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对保障人口顺利外迁和合理流动，非首都功能的有序疏解将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教育协同发展是产业升级转移的前提基础

产业升级转移是由要素供给的稀缺性和竞争性差异推动的，资源供给和产品需求的变化，导致区域间产业布局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三省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功能定位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将产业升级转移列为协同发展的三大重点领域之一，这对三地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劳动力结构调整和能力提升提出了新要求。比较而言，河北省在产业承接、产业调整和升级方面的压力更大。在河北省“十三五”规划中，已将产业转型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关键任务，因为这关系着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成败。

３．教育协同发展是推动形成区域协同创新体的内生动力

创新是京津冀协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新引擎，根据规划，到２０２０年，三地将形成区域分工明确、产业链与创新链高效连接的创新驱动。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大批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创新中心，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三地协同打造区域协同创新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完全有条件通过区域协同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区域协同创新是一种跨地区、跨组织、跨文化的复杂合作创新活动，是涉及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多方面、多层次相互支持、联动创新的有机整体。北京重在原始创新、天津重在研发转化、河北重在推广应用，三地应各有分工、各有侧重。但目前三省市创新资源不平衡，区域科技创新分工尚未形成，科技资源共享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融合不充分，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制约。比较而言，河北省在创新能力方面更存在着“研发投入少、转化能力低、创新主体少、创新人才缺”四大短板。为此，亟待整合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完善协同创新合作机制，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与交流，打造协同创新利益共同体，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京津冀地区的教育既集聚了我国顶尖的优质教育资源，又是区域人才与科研成果的供给者，不仅肩负着为我国建设教育强国、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重任，而且还要为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与服务。京津冀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量改革，而是涉及中观层次的存量改革尝试和实践。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有着良好的历史基础，特别是近几年在实践推进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尝试。从整体上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

１．政府主导与自发组织相得益彰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颁布实施以来，三地政府与教育主管部门主动作为，积极主导相关活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以来，京津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协作机制、京津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创新平台、河北千名教师进京培训机制等先后建立。在政府主导的同时，各级办学主体之间的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各种合作联盟与协作组织层出不穷，如三地高校分别组建的京津冀信息服务协同创新共同体、工业大学协同创新联盟、高校商科类协同创新联盟等，教育主体间的自发合作也不断增多。

２．建章立制与营造氛围相互促进

国家与京津冀三省市相关行政部门不断出台政策，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与发展基础。《京冀两地教育协同发展对话与协作机制框架协议》确立了协同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定期会商顶层设计，协调解决教育协同发展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这一协议建立了双方教育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与协作机制，为两地的教育协同发展开启了新篇章。此外，三地教育机构也组成不同的教育联盟，启动各项工程与活动，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如河北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的“百名博士河北行”“燕园名师进河大”“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讲堂”等系列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３．资源共享与区域协调双轮驱动

各类教育合作和协同联盟的主旨是推动三地教育水平协同发展，努力实现区域协调与三地教育资源共享。建立平衡不同地区的区域协调与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是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智库是推动三地教育资源共享的一种有效途径，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多个智库已在河北省挂牌成立。２０１６年６月，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共同组建的“京津冀信息服务协同创新中心”成立，目前该中心已经进入到实质性建设阶段，研究生交换培养、五大研究平台建设、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ＣＡＬＩＳ）河北研发与运维基地等项目已经启动。

４．干部挂职与人才交流成效显著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之间教育领域干部教师队伍的交流得到快速发展，由挂职干部推动的交流合作已成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流形式包括政府部门主导、高等院校联盟、高校之间协议、个人合作四种模式，并呈现出发展迅速、方式多样、层次加深等特点。２０１５年，北京市和河北省两地党委组织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并启动“京冀互派百名干部挂职”项目，该项目从人才交流学习和区域整合入手，实现两地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人才交流。此外，在高校干部交流、高校专家学者和辅导员交流方面，三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问题与难点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施三年来，教育领域的协同合作总体上呈现繁荣可喜态势，但随着协同发展的逐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难点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

一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管理体制需进一步明晰。目前，相当数量的交流与合作，多停留在自发和无序状态，且缺乏长效机制保障。在协同发展中，各方的特点、优势、需求可能存在重叠和冲突，中央和区域各层级、部门的责任结构与合作方式尚未完全厘清，管理体制尚需进一步明晰。

二是京津冀三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合作机制需进一步理顺。三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如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京津及河北的省会及中心城市。由于缺少顶层的优化设计，三地在教育发展中会出现无序状态。同时，三地在教育布局、产业布局方面差异较大，三地教育对不同产业的上下游联动结构的相适应程度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方式和效率方面，都有着较大差距。

三是伴随区域功能调整和产业迁移，基础教育配套建设和资源平衡问题需加快解决。疏解非首都功能，必然要进行区域功能调整、产业迁移和人口跨区域迁移，这些都需要基础教育配套建设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来提供支撑。而这些基础资源正是河北省的短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功能调整和产业迁移必然带来一定规模的人口跨区域迁移，社会公共服务的布局应当随之进行相应调整。

四是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方向与路径需进一步明确。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协同发展起步较早，但合作方式单一、合作层次较浅，多数联盟还没有深入到共建重点学科、共建重点实验室、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共用的层次。要实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根本目标，需根据三地的战略定位调整高等教育，乃至整体教育的结构布局，规划发展路径。

五是京津冀职业教育布局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步适应问题需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承担着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实用专业人才的职能，职业教育应与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紧密结合。目前，京津产业过度集中，河北省产业过度分散。京津冀区域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与三地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合，需结合三地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对职业教育布局进行优化调整，探索京津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

六是京津冀干部教师队伍交流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目前，京津冀教育系统干部教师队伍交流的制度和机制尚不够健全，多数交流只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尽快完善，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也不平衡。有些单位和个人对干部教师交流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到位，部分接收单位没有给交流干部真正分工，有些交流干部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推进双方的交流合作，使得交流工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推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应当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从根部发力，打破传统体制、机制的障碍和束缚，冲破地方资源、利益的固化藩篱，完善京津冀区域教育管理体制，构建起高效畅通的教育区域协作机制，探寻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１．以顶层规划设计为统领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部分在京高校和教育培训机构有序外迁，但“搬哪些、往哪搬、谁来搬、怎么搬”的问题还没有明确；承接地和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基础教育如何快速提升？职业教育布局和专业设置如何配合三地的产业调整实现差异化发展和优势互补？各级各类办学主体之间以及他们与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开展合作？这些问题都需要站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规划设计，希望中央尽快出台专门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此指导和统领三地教育的协同发展工作。

２．以长远发展共赢为原则

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百年大计，教育的协同发展应立足长远，尊重教育发展和区域发展规律，既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本位主义，也要克服短期的功利做法和政绩诉求，要从国家战略和京津冀区域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大局出发，树立协作共赢和利益共同体意识，将三地的思想认识、利益诉求、行动步骤等尽快统一起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合力。

３．以政府主导推动为重点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规划引领、资源配置、环境营造等方面的优势和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和支持他们在中央规划纲要的统领下，结合各地实际，主动作为、实践创新。同时，要充分发挥专家智库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尊重各级各类教育主体的办学自主权，激发他们推进教育协同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各方协同合作，加速推进教育协同发展工作进程。

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破解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涉及三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教育主体，要实现区域教育的优化布局和改革重构，关键的破解点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应建立“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的三级领导体制，由国务院组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为决策层，由三省市教育厅委联席会议成为协调层，由区域内城市间协调会成为执行层，从而构建和完善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的治理体系。改革运行机制，如在财政保障上增加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加快区域内教育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合作设立发展专项资金，建立高层次的合作磋商协调机制，建立一体化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

５．以人才交流合作为推动

应充分发挥人才的第一资源作用，通过挂职、交流、引进、互派、兼职等多种方式，推进京津优质人才对河北的帮扶带动。要建立长效机制，科学制定选派干部教师的数量、范围、结构、周期等工作规划，要将干部挂职和教师交流纳入选拔培养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的重要条件，并不断完善组织管理，加强考核激励，确保交流干部教师全身心投入工作，推动干部教师跨区域流动任职。

６．以政策制度建设为保障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重构和改革，很多工作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探索，而且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要边探索、边总结，分步推进、稳中求进。要不断完善各项政策制度，为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并探索走出一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背景下、跨越行政区划的教育协同发展道路，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借鉴。（作者：李军凯　刘振东，单位：河北大学；李军凯系河北大学副校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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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高兵，唐一鹏．　区域科学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协同发展—以京津冀为例［Ｊ］．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１５（１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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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崔玉平．区域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分析［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３３．

［６］李军凯．　京津冀协同发展教育如何“破题”［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７－０２－２８（１０）．

作者：李军凯　刘振东   来源：《北京教育》杂志